自2010年以来，武装冲突的数量有所增加，全球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下，“走出去”的中小企业随时可能面临“暴力冲突”带来的生存风险。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加缺乏从破坏性冲击中恢复的资源和能力，也更缺乏应对暴力冲突的经验。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们免受暴力冲突的影响？”带着这样的思考，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寿涌毅教授团队在发现这块学术研究“空白”后，开启了深入研究。
日前，寿涌毅教授与博士生单雪澍携手多位合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FT50期刊）发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How do foreign SMEs mitigate violent conflict risks by doing good? An instrumental stakeholder theory perspective。该研究为“出海”中小企业如何应对暴力冲突风险提供了有效建议。
本期【科研】专题，一起来看这项以管理智慧为中小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服务国家战略的高水平研究。
论文截图
注：论文第一作者是浙大管院教授寿涌毅；第二作者是浙大管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2017级博士生单雪澍；第三作者是浙大管院毕业生邵金安博士，现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助理教授；第四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Kee‑hung Lai；第五作者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青。
本期【科研】专题，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项服务国家战略，并用管理智慧为中小企业“出海”保驾护航的高水平研究。
寿涌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服务科学与运营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单雪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导师：寿涌毅）
他们开展多国调研与实证分析，发现应对暴力冲突的两种有效策略
“如何才能让中国出海中小企业免受暴力冲突的影响？”研究前，寿涌毅教授团队从多个维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思考与讨论。
01研究设想：以CSR行为应对风险
结合所在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寿涌毅教授团队最终决定基于 “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instrumental stakeholder theory, IST)”来探寻应对策略。
简单来讲，这就好比有两个人打架，其他人要避免被他们造成的伤害波及，该怎么办？
答案是借助一些工具，综合平衡好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这样就可能受到保护。那么中小企业要缓解暴力冲突风险，需要借助哪些工具？
基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长期在ESG研究领域探索的寿涌毅教授带领团队，将策略设想聚焦在企业社会责任(community-orient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行为上，尤其是两种面向当地社区的CSR行为——慈善活动和劳动力本地化。
他们试图在研究中探讨：这些CSR行为是否可以让出海的中小企业发挥其在本地利益相关者管理方面的优势，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暴力冲突风险的影响？
02企业慈善和劳动力本地化确实有效
为了得到确定性答案，寿涌毅教授团队面向27个国家的中国出海中小企业开展问卷调研，并结合来自多个数据源的二手数据，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问卷调研面向的27个国家
他们调研中通过七个项目来衡量暴力冲突风险，这些项目涉及暴力冲突对企业运营和绩效的负面影响。
受访者被要求评估暴力冲突导致的员工流动、有形资产（如建筑物、机械和货物）损失、本地基础设施服务中断（例如水、电和通信）、供应链中断、客户需求变化、销售额下降及公司资产回报率（ROA）的下降等。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慈善和劳动力本地化确实是海外中小企业缓解暴力冲突风险的两种有效策略。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实施CSR行为来提升自身“软实力”，以应对暴力冲突风险。
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影响策略效果？他们还有“新发现”
“开展慈善活动、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这两种策略固然有效，但这个效果会不会受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
考虑到“中小企业在海外发展，可能会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寿涌毅教授团队围绕策略的“边界条件”进一步深入研究。
通过剖析这两种CSR行为的风险管理机制，他们发现东道国媒体自由度和劳动权益保护这两种制度环境对策略实施效果会产生不同影响：东道国的劳动权益保护加强了劳动力本地化带来的风险缓冲效果；而东道国的媒体自由度并未显著改变企业慈善活动的效果。
这一新发现，可以让出海的中小企业更好地运用东道国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开展慈善活动时不必再为东道国的媒体自由度而忧心。
这项填补“理论空白”的研究，让动荡时代下的中小企业更安心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在“走出去”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鼓励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但近年来全球暴力冲突日趋普遍，很多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小企业对“走出去”开始望而却步。
一些已经“走出去”的中小企业在遭遇暴力冲突带来的破产困境后，也有了“退缩”之意。
当下，如何在冲突地区生存已成为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致命阻碍，亟待解决。然而在学术界，有关暴力冲突的企业研究主要关注大型企业在平息冲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关中小企业如何应对暴力冲突风险的文献非常少；
在产业界，很多中小企业只能在“黑夜”中摸索，在一个个惨痛教训中总结应对经验。而寿涌毅教授团队的这项研究可谓恰逢其时、“雪中送炭”。
他们通过揭示海外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风险缓解机制，并阐明其制度边界条件，不仅为现有关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IST)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文献做出了新的贡献，更为动荡时代下“走出去”的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有效建议，极具应用价值。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寿涌毅教授团队多年来聚焦“四个面向”，持续深耕在经济主战场一线，基于全球运营、可持续供应链等研究视角，不断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解难题、指方向，以与时俱进的管理新理论、新方法，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而这种“深耕”与“服务”从未止步。扎根中国供应链管理实践，做有贡献力、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是寿涌毅教授团队的不懈追求。此刻，他们仍在路上。
寿涌毅教授和团队部分成员合影
附：论文摘要
Large foreign firms’ interventions in violent conficts have drawn increasing research attention. Nonetheless, scant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how foreig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which have little capacity in peacebuilding, can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violent confict risk. Drawing upon the instrumental stakeholder theory (IST), this study explores two specifc local community-orient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actices (i.e.,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workforce localization) as violent confict risk bufering strategies for foreign SMEs. Further, we examine their varying efects in di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e., host country media freedom and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Using data from a cross-country survey of Chinese foreign SMEs combined with archival data from multiple sources, we empirically confirm the attenuating efects of both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workforce localization on foreign SMEs’ violent confict risk. Besides, we discover that host country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strengthens the mitigation impact of workforce localization on violent confict risk. Our study advances the literature on IST and CSR by revealing the risk mitigation mechanism of CSR activities for foreign SMEs and elucidating its institutional boundary conditions.
